赵晔访谈:影片想传达的感情是第一位

采访时间：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一日
采访对象：赵晔
采访人：吴小初

CIFF：谈谈您亲身感受的扎赉诺尔吧。
赵晔：首先其实我在正式拍摄之前已经有主题了，扎赉诺尔是个小城。那儿的百年大矿叫人震撼，尤其是矿里的蒸汽火车，日夜工作，几乎时刻都是呼啸而过。当时看到这些，我就特别想拍下来，那种工业的感觉。

CIFF：感觉这是个关于告别的故事。
赵晔：对，电影的主题就是那句话“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”。其实一开始，可能只是单纯地想拍关于两个人的告别。但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，发现扎赉诺尔的蒸汽火车跟这个主题完全契合。火车时代即将结束，退出历史舞台那是迟早的事。从事这行的工人，我很难想象他们除此之外还能干些什么别的。那里的好多人，世世代代都做这个。要是一切结束了，他们去哪儿呢。这点叫我感慨。

CIFF：这也是您和摄影师的第二次合作了。
赵晔：我知道你肯定得问这个，这次的摄影呈现给观众的感觉是非常强烈。跟摄影师合作了两部片子，想法特别合拍。加上正式拍摄之前，我拍了很多照片回来。张乙看了之后，差不多知道我想要的感觉。其实，图片里跟后来镜头里的东西都特别接近了。而且我的习惯是，在每次拍之前就把镜头都设计好。所以整个拍摄过程其实很简单。摄影很潜移默化地清楚影片是想往一个什么方向走的。

CIFF：注意到您在扎来诺尔里用了很多马乌甲里没有的技术手段，比如摇臂，比如数码。您在笔记上也提到，很多都是第一次用到。作为导演，同时作为编剧。您觉得加上这些技术之后，您所想表达的东西增加了吗？
赵晔：至于用什么东西，是次要的。比如说《马乌甲》，当时整个影片都用50mm尼康手持，当时是想尝试一下，觉得影片这样的效果非常好。扎赉诺尔，是想在视觉上用的更稳一点，尽量将故事隐藏起来，然后静静的跟观众传达这个故事，可能会更好一点。一切东西都是根据故事来的，还有想传达给观众的感受决定。影片想传达的感情是第一位。

CIFF：在跟工作室和制片人的协调和配合方面有没有什么故事，有妥协吗？
赵晔：当时审片的时候正好是奥运，查得比较紧。但是其实《扎赉诺尔》不是一个明说社会问题的电影，所以如果非说妥协的话，可能就是删了一两个矿工洗澡时候的裸露镜头吧。还有在崔红的督促下，我把片名从“扎来诺尔”改成了现在的《扎赉诺尔》。

CIFF：零八年十月份您接受访问时候说，有三个截然不同的计划，一年过去了，这三个计划都是什么样的呢？
赵晔：一个是拍《汤》，地点定在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广州。这部片子我一直特别想拍，现在剧本已经差不多了，正在融资。另外，日本导演河濑直美邀请我去她的故乡奈良拍摄；

CIFF：还有一个呢？
赵晔：哈哈，我可能会拍西藏。不过其实也不一定真的非得拍。

CIFF：您把《扎赉诺尔》拍的特别“美好”。您的导演笔记中谈到，其实拍摄的同时随时都会有矿工受伤之类的事件发生。这样多的表达方式，您为什么选择了现在的这个角度呢？

赵晔：之前的上海电影节，岩井俊二跟我说，在十多部参展影片里他对我的电影和里面的镜头印象最为深刻。当时我的心里有一种感觉，可能有些人会是相同的人，一些类似的情感可以触及他们。《扎赉诺尔》大概就是这样一部电影，想找故事看的人可能会觉得电影有点无聊。但有些人会非常很喜欢。中国的独立剧情片，很多其实并非影片本身所承载着的感染力，而可能其实因为反应了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现实而受到关注。这样的影片所具有的尖锐的批判力当然很好。然而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我的方向。作为导演，我觉得把一个故事拍出感情并能把它传递出去，就够了，也是我今后想做的。你看二十世纪欧洲的一些导演，我个人比较欣赏，他们就都是这么做的。

CIFF:读了崔红的制片笔记，原来您同她是零七年在南京的独立影展上认识的。从零七年的马乌甲到零九年的扎来诺尔，两年过去了，风格上有什么变化吗？
赵晔：好多人都觉得变了。但我觉得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啊。可能马乌甲拍得更随性，到了《扎赉诺尔》更扎实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