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.10.11
被放者:林鑫(以下简称L)
记 者:孙浩然(以下简称S)
S:你的导演阐述里说,你一直挣扎在谋生与艺术创作冲突的双重疲惫中,你觉得最让你疲惫的是什么呢,是钱的问题吗,还是别的什么。
L:钱到不是最大的问题,我现在的工作是公职,基本是这边正在做事,那边又来了工作,马上就要调换。马上从一个空间切换到另一个空间。你必须要谋生,必须要首先生存下来,对于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来说,谋生的工作占据了你每天时间的一大部分。要想做其他事,你不得不牺牲你所有的业余时间。以前还能和朋友见面交往比较多,现在就偶尔打一下电话,因为我片子素材量非常大,消耗时间也非常多,一个片子基本就要将近两年的世界,包括我爱人也帮我承担了很大部分工作,不然我会更累的。
S:你是把全家都拉下水了。
L:就是,到我这个年龄啊,对电脑,对技术学习已经非常不在行了。人家就老说我遇到的都是技术上的拦路虎,它总是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。因为在我老家这个地方,你根本就找不到其他人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。现在比较好的就是我儿子现在学习的是电脑的东西,是影视的东西。我最近的技术方面的东西就几乎全部是他给我说的。我打电话让他帮我解决。
S:你拍片的状态是什么样的,片子里访谈和日常记录都有,你是怎么选择的呢?
L:我去拍摄一般是提前不打招呼的,我从一些同学要到另一些同学的号码,这样要到了很多同学的电话,我去之前就直接打电话,说我是谁。这样他们也不会刻意安排。他们很多人都会跟我讲,讲他们的经历,会谈起以前的生活。有一个女同学,他看我和别人说话,就说她是我同学,但是我完全不记得了。过了一会我问她,你是不是姓高,她说啊你想起来了啊,其实我还是完全没想起来。这是让人很震惊的,很多人因为时间,已经变的完全面目全非了。因为我们是78年毕业,跟改革开放三十年刚好是同时代人,在变革中,他们在当中的沉浮,挣扎,这种采样可能也就是反应了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。
S: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,接触不同阶层的同学,如何把握距离。
L:到拍《同学》的时候,我已经没有艺术家的这个身份了。原来自以为,之前不管是做什么,是一个工人,但业余的是艺术家。现在我一直认为银行是我谋生的地方,其他时间不要有艺术家的心态。现在就是把自己越来越放低。真正的生活里的东西,从三里洞开始,我发现你以为你在煤矿长大,你就对煤矿非常了解。结果你发现,真正的生活和你想象的距离让你非常惊讶。然后你才知道,你个人的创造力是那么的渺小,才能去面对这种博大丰富的复杂。我觉得纪录片加上导演是很荒谬的,你根本导演不了生活,我只能将我所见所感受的生活记录下来,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些纪录,我去浓缩它。这个过程中呢,我是谨小慎微的,包括我的同学,其中有一个在煤气罐厂的,他早上起来赶车倒车,我都记录得很详细的。我特别想把他作为当下我们这一代人,普通人生活的一个切片,是现实生活的一个切片。对现在来说,尽可能对他那个状态做记录。我想那个人呢,他的这种很无奈的感觉,不这么拍一般人就感觉不到。我做的是对每个人一天的,完整的跟踪下来的。他早上几点起床,我早上几点打车过去拍他。他三点起来,我就三点起来一直跟到他手工。这就像一个样本,一个采样。
之所以选择同学呢,是我能够进入的。你作为一个制作人,你完全能走进去,不会太艰难。我选择了每一个人,就是这个班的每一个细胞。当时在一个班里的时候,你不可能想到三十年以后,您能看到这么大的差异。当你再去看到他们的时候,那种感觉能够把你给击溃,把你击倒。是时间带来的那种沧桑,那种变化。
S:现在这个《同学》是你第二部片子了,你之前是画家,也在写诗,是怎么转到拍纪录片的?
L:对啊,也有人问我,你一个画画的怎么会去拍片,其实并不是我刻意的要去做什么,要拍片子,事实上是很多东西在推动着你往前走,是内在的内心的动力。像我在20岁的时候,对诗歌没有太大的兴趣,但是现在看,这么些年居然写了这么多诗,我根本想不到,怎么可能呢,根本没想到要写,但是当时就白天晚上、白天晚上的写,当你累的不行的时候,把灯关掉,想休息一下,灯黑掉,突然想到了什么,句子又重新出来。第二天看我自己都不认识,我一看,哦,昨晚又写了诗。过去以后,我就觉得这个事非常远了,好像觉得离你已经很遥远了。过了那么多年以后,我发现我对我写的东西,对煤矿的很多东西已经很遥远之后,我发现很多东西完全就不适合写,很多东西写出来就是那样子放在那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,我是在煤矿上长大的,后来考到银行里工作了,很多经历,有些大的东西你不能把它很简单的就写掉。我拍片子,回到煤矿里,我意识到了拍片子的办法。事实上我第一部是短片,是一次陕西煤矿的程前(音),他是我老师。他让我陪他下镇里去看一些陶瓷,当时的想法是把这些陶瓷向外面介绍。这是中国保藏最好的一些东西,但是慢慢就没了,我还拍了大量的照片回来,当时想拍的东西还是想加入一些自己的艺术想法。这是第一个短片的事情,再后来才有了《三里洞》。
S:你的两部长片都是关于矿上的,是有计划的拍摄吗。
L:一开始就是想拍熟悉的,这个矿就像一个社会,很多人从矿上的学校出来以后,实际上和矿上也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我现在想的就是一个三部曲,实际上我的这些同学现在的社会层面很多很多,各行各业干什么的都有,反应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。曹恺还问我,你拍的是不是铜川三部曲,我说是生存三部曲,实际上是一种我们这代人的生存状态。
S:你的素材和成片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,在剪辑的过程中是如何取舍的呢。
L:我的素材量比较大。很多人都说我的片子看起来节奏比较快,我其实是不想做长片,但是我的两个片子都是长片。我的素材量非常大,我的文字口述记录,是我爱人帮我打的,仅仅文字记录就是47万字,这个量相当大,真正用到片子里的是非常少的。我想以后腾出精力来,我可以做成《同学》的访谈录。就是把这个文本也做下来。现在出来的是非常少的一部分,我觉得这个事是值得做的,看有没有这个精力,我已经做了一两个人,现在弄了新片子,有点顾不上了,以后还可以做。我想这个人物太少了,对这个社会是没办法说清的。我想应该是一个群像。我这个片子在剪辑的过程中,进行了最大可能的压缩,尽量让每个人侧重点不同,表现每个人最独特的部分。因为你不能用你主观的看法去阉割他,但可以选取他们最不同的地方展现出来,我把每个人都有的雷同的部分可能就给剪掉了。
S:从画家,诗人,到纪录片,从一个很主观的创作,到一个客观的记录,对你来说,觉得这是改行了呢,还是多了一种途径。
L:这个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变化,我现在还可能会画画,但内心可能想,会需要某一种媒介表现出来更合适。有的时候需要变化,对这个东西呢,它找到我的时候我不太去考虑,我只是不站在艺术的角度考虑问题了,我的年龄来说,有的时候感觉很艰难,但是我希望寻找一种信仰的东西。在我的周围,平时就是打牌,就是玩,工作。这些状态是我不喜欢的。对我来说我没有事干,我是会着急的。那种状态我会更累更无聊,必须向前走,我需要某种东西推动着我,我必须需要有所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