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为什么而拍摄？ ----CIFF2009纪录片论坛发言纪要

时间：2009年10月13日13：30-18：00
地点：南京视觉艺术学院1号楼会议室
主持人：沈晓平 刘姝
嘉宾主持：郝建

参加论坛的各位主要是参加主战的导演，包括学者和推广机构的代表，等等。
作为题目可能谈论的更多，如果发现更具体的题目。大家差别很大。从这个问题出发，
大家有一个蔓延去自己的兴趣点。
希望讨论自由、激进或者交锋。

刘姝：因为他们更有悲悯情怀
我们为什么要拍纪录片？我觉得中国独立电影的导演之所以走上这条路，是因为他们更关注个体的尊严、希望和失望。因为他们更有悲悯的情怀，更关注社会的民主。

林鑫：我不再是个艺术家了
我试图以文献的、记录的方式拍纪录片。我拍摄《三里洞》的时候面对的是我父辈的生活，而《同学》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活观念，我不再是个艺术家了，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支撑我活下去，面对生活的挣扎和困苦。我不喜欢长片，但我拍出来的都是长片，因为根本难以取舍。对我来说，纪录片不需要导演----把自己卑微下来，让自己的生命缓缓生长，去理解自己不知道的一切。

张赞波：对独立电影的呵护是不是过头了？
说句实话，这次影展的“十佳”里不缺平庸之作。平时我以影评人的身份看待这些作品，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些粗制滥造的纪录片打着“独立”之名到处招摇，而其实质跟那些主流片没有区别；另外我要谈一下独立影评的环境问题，有些电影好像一被冠以独立就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。这对于独立电影来说是不是呵护的过头了？我们应该给独立电影对等的批评空间。不要再夸夸其谈的谈自由和意识形态了，导演没有必要在作品之外说更多的话。

林航：个人的纪录片是我最重要的财富之一
我从94年上中学开始写日记，到了高三买了相机，别人做功课，我就趁机咔嚓一张，就这样我存下了一千多张底片。到了大学时代过去以后，我开始用图片而非日记记录生活。差不多从2000年开始我开始用佳能小卡片机进行我的十年影像计划：每天拍一张，分门别类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我个人的纪录片，我最重要的财富之一。我在科隆电影节上专门看了他们对于素材的分类方式。目前我每年大约拍一部长片或短片，大约百分之七十在主流媒体播出过。有一点很重要，通过拍摄过程更了解这个世界，以及对于自身的发现。我觉得一个好的纪录片一开始肯定出于某种情感的冲动，但实际的拍摄过程就需要很多现实的东西。片子要承担一定的信息量，它其实是某一些人共同生活过的一些记忆。它们对于将来的社会学、历史学研究都有帮助。最后，其实我一直在做各种剪报、图片和音乐的收藏。它的进行并非特别目的性的，而是一种贮藏，我想，也许有一天它是一个武器。

沈晓平：从纪录片倒推作者
说到 “鱼龙混杂”，作为参加过选片工作的人，我的感觉可能更加明显。整个选片过程是个体力活，而且片子与片子的水准实在是落差巨大。对个人来说，作为观众也好，拍摄者也好，都是一样的，带着开放的态度可能会更好。其实，整个选片过程也很有意思，经常看了片子，然后再反过来再猜想这部电影的作者的情况，他的年龄，社会身份，性格，经历，等等。比如，这次带来新片参展的陶华侨，作品中牵涉到了一些个人经历，让我很好奇。我们能不能分享一下你拍这部片子的动机？

陶华侨：我为自己而拍摄
拍片总有理由，或者功利心，或者成就感和认同感，我觉得还可以怎么理解，我有东西要说，我有感受，我心里有话憋的慌。首先，我是为自己。因为我的这些朋友，作为低他们一些的后辈，我觉得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自己的故事。他们重复着生活，他们打架啊，被抓起来，也许会被人杀死；再或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变得富有、有权利、成为当地有名望的人。当我开始想从电影开始思考问题，从影响开始反应生活的时候。那我自然而然的就想到要为他们说话。我的片子大二开拍，一共拍了半年，中间休息了两年，结果它变成了我的毕业作品。

王学博：我做这个东西干什么？
我这个记录片属于一个被动的拍摄。我受邀去（某地），当地人招待我们，和我们说村上腐败之类的事情，让我们把这个事情记录一下。记录的过程中我也按自己的方式拍摄,想挖掘一些东西,但是很有意思的是,每天都有拍摄,当地人看见我在拍,全都对着摄像机在说话,说他们自己想说的话,我觉得这不是我按照我想要的那种形式,但出来的效果也挺好的。但做出来之后呢,我觉得挺困惑,因为他们找我做这个片子是为了让我帮助反映一些问题,之前虽然来过记者,但记者一来都被村干部什么的请到家里请去招待。其实这个片子我去年三月份就剪完了,但之后我也没参加电影节或是国外的机构,这个东西出来变成一个作品,我觉得挺别扭的,本来他们想要反映一个东西,但最后出来是这么一个作品,什么用也没有,我的困惑是做这个东西到底要干什么。

王立波：拍摄是一种体验
我作为一个纪录片的作者，他的拍摄过程是一种体验，我的被记录对象在拍摄过程中也是一种体验。这种体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都各不一样，就看每一个人的出发点。比如说有一些作者想拍些东西，是为了出名获得更多的利益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有一些人可能纯粹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。那观众在看这些片子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？是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或者有一个悲天悯人的情怀，这都没关系。
现在中国几乎所有导演把“救赎”问题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没有完全体现自我的救赎。大多纪录片都在说底层的人，很可怜，但最后给大家传达出的信息是麻木，无知的麻木，没有体现被拍摄者的自我救赎。很少能看到这些底层的人为了改变而做出什么，这是很可悲的事情。（对）纪录片我更关注的是“自我救赎”，不要靠谁，而要靠自己解决问题。在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时，我们更应该探究背后的问题，可以让大家看完后有一种思考，而不仅仅是痛哭流泪。

郝建：要防止“自媚”
纪录片只是一种表达的手段，并没有一个天然的道德制高点有效的传达人道主义的方式。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同意林航说的，他没有特意区分体制内的和地下的。我想强调的是不一定要可以区分独立纪录片和体制内纪录片，这就是我为什么特意讲到“自媚”这方面，因为你把自己诗化了，拔高了，把自己的人道情感稍微夸大了。另一方面，独立纪录片比体制内纪录片要严肃得多，老实得多，这是我看到的实际情况。独立纪录片也比独立剧情片好得多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要防止一种“自媚”的态度，纪录片是一个记忆，既有像《同学》里的私人领域间的情感记忆，也有社会的国家的记忆。不管是个体还是国家，如果他的记忆被剪裁了，或者说忘记了，他的精神上一定要出事的，这是我理解的心理学上的常态。独立纪录片可能只是现实的一块儿，或兜售自己对现实的呈现。

盛志明：打问号的“独立”
我刚从法国回来，我觉得在西方主流观点中独立纪录片的所谓“独立”其实是不存在的。独立性在被西方大众主流媒体的选择中，他们最终很多时候想把你的独立归纳到他的话语里。而且，我们发现“剪接”是可以完全修改我们拍摄的对象的意识的。我觉得一旦你进入西方的所谓主流语境中，你的“独立性”一定是要打问号的。

柯枫：是作者对自己的一个约束
我觉得做片子，纪录片也好剧情片也好，归根结底都是讲故事。在欧洲也有一些特别模糊的概念，好像欧洲那个所谓的真实电影。你说他们的重现与再现是不是很模糊？我现在想说的就是可能在不同阶段的纪录片作者，目前为止我看到，我接触到的很多人，很多纪录片导演就是说很强调自己的表达，而很少顾及到观众或者受众群。（国外）有些地方就有一些机制，像加拿大啊英国啊，很多国家都会在公共电视台里播放这些独立的纪录片，他就有一些非主流的，他支持这些。像我们看到的关于中国大规模的纪录片，也是一些基金会支持制作的。他都是很花钱的，背后的投资是巨大的。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场合，独立纪录片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说像《克拉玛依》等一些片子，你很难要求观众坐着五个小时在那里看片子。像唐朝的诗人或者宋朝的词人一样，你就是一个独立写作，很大程度上还是作者对自己的一个约束。我觉得如果说千古流传的一个诗句，他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他是一个不断打磨的过程。但是我现在看到的纪录片，很多都只是一种素材的堆砌，并没有照顾到观众的接受习惯。哪怕说是一种学院派的结构能力，他都没有，只是说我把他拍了，故事说了。我有这个东西，但是并没有考虑它的后果。

魏阿挺：独立电影也是需要观众的
一开始做第一部电影的时候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独立电影，但是放映后大家都说那是独立纪录片。为什么要拍摄？因为拿起DV可以实现做导演的愿望。为什么要实现做导演的愿望？因为做演员做不了了，因为我本人不够高大全，而且听说做导演可以潜规则女演员···
独立电影拍底层得太多了，底层苦难的题材也不是不可以拍，但现在大多说这样题材都拍得很闷，制作也很粗糙，三两个小时的片子连文艺青年看了都坐不住，独立电影也是需要观众的，不然也没必要拿到这里，自己在家看，自娱自乐不是更好？